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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P 供圖
　　博古教育： 讀經的學校不會對你做出文憑和工作的承諾，但讀經之潛流仍在不斷涌動，此時，對於體制的渴望和社會認同的需求逐漸迫切。
　　20萬字  
　　300讀經教學法
　　每天閱讀100字
　　每百字念100遍
　　每個孩子100分
　　15歲以前背誦字數20萬字
　　時代周報記者 崔烜 特約記者 郭丹 發自廣州、深圳
　　“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力量，這是人性所在，假如說我思考的道理不合人性，我再有三頭六臂也推廣不開。”臺灣臺中教育大學副教授、全球讀經教育基金會董事長王財貴11月15日接受時代周報記者採訪時，這樣總結了20年來“兒童讀經運動”的得失。
　　師從牟宗三的王財貴因為“讀經運動”名滿天下，然謗亦隨之。
　　即便如此，受王財貴讀經思想啟發而成立的私塾、學堂、書院遍佈大江南北，成為體制外一種特別的教育模式，然而，這些倉促而成的“讀經班”因師資的不匹配，其與體制內教育的決裂，始終處於灰色的地下狀態。
　　北京師範大學國學經典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徐勇對目前各式各樣的“讀經班”感到深深的憂慮。據徐勇掌握的數字，現今從事國學教育的私塾、書院、學堂、學校、中心、協會、聯誼會等在3000家以上。嚴格說來，其中絕大多數都屬於非法機構，有的沒有經過教育主管部門批准，有的從事與經營範圍不符的工作。
　　“如果說在學校教育中正規地開設這樣的課程，他們就不會到外面培訓班去學習這些內容了。這就是我主張把國學教育納入國家課程的一個原因，把國學納入國家課程後學校教育會更加規範化，另外社會上的學校以外的教育也更加科學，因為他們的很多做法是違背教育學基本原理的。”徐勇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採訪時解釋道。
　　儘管如此，徐勇仍是王財貴的新著《讀經二十年》的序言作者。
　　梧桐山下
　　2012年，趙凱告別了他在四川瀘州的公務員生涯，來到了深圳梧桐山下的坑背村，成為鹿鳴學堂的一名老師。在此之前，趙凱在瀘州農村摸索著搞了三年讀經教育，當時他是一位掛職的村支書。
　　趙凱說，是王財貴2001年在北京師範大學的一場演講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這場演講在互聯網上流傳甚廣，起初並沒有確定的題目，後有好事者起了個標題，叫“一場演講，百年震撼”。
　　趙凱在2009年把這場演講的視頻看了許多遍，被王財貴折服，王財貴在視頻里提出了一個讀經教學的“六字真言”，叫“小朋友，跟我念”。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採訪的過程中，趙凱將這六個字重覆了四五次。
　　“背誦，是我們教給學生最重要的‘功夫’，”趙凱說，學生必須將《四書》、《五經》從頭到尾一字不差地背下來，只有把基本功做好了，才能成為做大學問的人，讓學問與生命打通。
　　鹿鳴學堂的這個做法源自於王財貴主張的“三百讀經教學法”，即：每天進度平均約“一百字”，每一百字至少念“一百遍”，每天讓每一個讀經的孩子都得“一百分”。
　　鹿鳴學堂對學生的要求是，在15歲以前背下《四書》、《五經》全文，總背誦字數在20萬字以上，學堂會對學生的整個背誦過程進行錄像。
　　如此，則要求學生每天必須全身心地投入到誦讀當中。
　　如今，鹿鳴學堂的住宿學生已經在70人左右，趙凱對這一數字感到滿意，“我們基本上不對外宣傳，主要通過家長的口碑傳播，能得到這麼多家長的認可，很不容易。”
　　“家長把孩子送到這裡來跟我們讀經，必然是認同我們教育方式的，不然我們也無法教下去。”趙凱說，“我們把孩子分為兩個層次，6-8歲屬於小孩子，而8歲以上則屬於大孩子，小孩子一周能夠回家一次，而大孩子則一個月回家一次。”
　　與正常的學校相比，鹿鳴學堂的做法未免不近人情，但趙凱卻有他不同的理解：“現在孩子家裡有太多的干擾了，選擇太多，電視、網絡、零食，每一樣都會非常影響孩子的心智，而家長們本身又並不太懂得怎樣正確地陪伴孩子，所以只能要求他們儘量少回家。”
　　據不完全統計，在深圳梧桐山下，至少存在30家與鹿鳴學堂類似的“讀經私塾”，並且很大部分屬於全日制，徹底與體制內教育斬斷了聯繫。而這些私塾絕大多數屬於王財貴讀經運動的產物，不少私塾主事者甚至向王財貴執弟子禮。自2007年開始，梧桐山也是王財貴的必來之地，每年他都會在寒暑假期間在梧桐山開講座、為各私塾指導讀經、與家長交流。
　　據梧桐山私塾聯合會發起人張中和撰寫的《有關梧桐讀經山之緣起》所記，服膺王財貴、南懷瑾的學說是這些私塾創辦人最大的共同之處。
　　而這些讀經運動的參與者們來自各行各業，包括公務員、IT工程師、餐館老闆、報社編輯、健身教練等，但絕少有來自高等院校、接受過嚴格文史哲學術訓練的學者。
　　“對於孩子們來說，他們在這裡學到的只是基礎性的背誦，學成之後，他們當然可以去尋訪名師，進一步地理解經書的含義，而如果他在別的方面有天賦，其實在15歲左右的年齡，數理化的東西很容易就能學起來的。”趙凱解釋道。
　　重歸體制
　　廣州海珠湖公園的善化閣最近掛上了“致仁書院”的牌匾。
　　來自中山大學的幾位青年學者希望通過這個新發起的書院向公眾傳播基本的國學知識。
　　“長期強迫死記硬背，會讓孩子產生逆反心理，等孩子長大了，反而會很容易對經典產生反感。如果不對經典進行講解，讓孩子體會到其中深刻的道理，光是背誦，往往是背過了就忘了。”致仁書院的發起人之一、中山大學講師賀希榮對時代周報記者說道。
　　賀希榮的《論語研讀》公開課在中大開講多年，是校內最受歡迎的通識課之一。
　　賀希榮等人對目前的國學教育狀況感到非常擔憂，“師資是最大的問題，就算是中學老師，能把‘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講明白的不會超過十分之一，何況是那些半路出家的國學班。”
　　賀希榮等人計劃，致仁書院的架構形成之後，能夠邀請高校內的名師，向社會推動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習和傳承。
　　“一方面，致仁書院會註冊非營利組織，邀請全國的學者來到廣州講學，另一方面，也會註冊一個營利性的公司，招收孩子進行國學方面的教育，用公司的收入來貼補講學的支出。”致仁書院的五位發起人之一的李思涯解釋道。
　　賀希榮並不諱言秋風等人創辦的“弘道書院”的影響，但由於在理念上的分歧，賀希榮等選擇了另起爐竈。
　　與弘道書院註重向成年人傳播理念、註重同道切磋不同，致仁書院仍堅持帶領學童研習傳統文化，而與王財貴的讀經運動相比，致仁書院更強調的是親自共讀，強調在“書”之外的“詩”、“禮”、“藝”的研習。
　　“真正的君子之道應該是活潑潑的，不能只有骨而沒有肉。”李思涯說。
　　“目前只能在寒暑假期開短期的研習班，因為大家日常時間都需要在大學講課，但將來條件成熟之後，還是希望開全日制的研習班，我們可以嘗試掛靠在某個學校作實驗班，按照我們的想法來教育，但同時又參加學校的考試，對於學生來說，既能夠學到傳統文化的精華，又不耽誤他們的升學。”李思涯解釋說。
　　除了向公眾講學，李思涯還會經常收到一些中學的邀請，希望能夠有大學老師向老師們做一些傳統文化方面的培訓，廣州的執信中學就是其中之一。
　　據執信中學教師曾湖仙向時代周報記者介紹，就算是教學資源較為豐富的執信，國學教育也是難以推動。
　　“學校現在還沒有專門的國學課和專門教國學的老師，因為現在老師編製也比較緊，所以一般還是由語文老師來承擔。很多語文老師課程又那麼多，任務又那麼多，還面臨高考的壓力，你要花很多時間去備課去給學生講解也不是特別現實。另外一個也是學生時間的問題，學生要應對各種課程各種考試，時間可以說非常緊張，所以雖然一直說是要重視要推廣，但一直都沒有多大的力度。”曾湖仙說。
　　長久以來，許多教育人士希望能在中小學的教育體制內補上傳統文化這一門課，但始終舉步維艱。
　　“現在根本沒有國學這門課，沒有這門課就給國學學習設置一個很大的障礙，國學課的師資沒法涉足。只有國學課開始起來了，師資才能不斷培訓慢慢提高。”徐勇說。
　　而實際上，王財貴十分樂意看到類似的教育變革。
　　“讓讀經教育‘重歸體制’，讓所有的孩子多多少少都能讀到一些經典，是我的最高理想。”在最近的一次媒體採訪中，王財貴這樣說道。
　　讀經二十年
　　但回歸體制並不是讀經所面臨的最大難題，社會接受程度才危及到讀經的未來。
　　“阿貓阿狗都可以當老師。”為了強調讀經的急迫性，王財貴曾多次作此驚人之語。
　　“我想說的是，等你培訓好了，孩子都老了。教育不能等，即刻要開始，亦即就著當前各人所具備的能力，雖學問不高品德不尚，只要懂得讀經的教學法，便應立即開始教。”王財貴解釋道。
　　今年已經65歲的王財貴是臺灣臺南縣人，在上世紀70年代曾追隨當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求學十年，但王財貴其後卻以教育聞名於世。
　　1994年，王財貴開始在臺灣發起“兒童讀經運動”，倡導背誦儒家經典為主的教育理念，1997年開始，王財貴踏足大陸，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在他的推動下，“兒童讀經”開始在中國大陸慢慢傳播開來。
　　王財貴的影響也波及到了知識界，大陸當代儒家公羊學派的代表人物蔣慶在2004年出版的《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就被認為是對王財貴讀經教材《國學經典誦讀系列》的響應之作。
　　因為讀經運動的興起，從2004年開始，知識界引發了對文化保守主義的大爭論。
　　一些深受五四啟蒙思潮影響的學人如薛涌等對於傳統儒家價值觀的重新崛起感到莫名的驚訝，而服膺儒家之道的大陸學人蔣慶、陳明、康曉光也逐漸在爭論中建立了自己的學術地位。
　　但民間自發的讀經運動其後遭受挫折，2006年，全日制讀經的上海“孟母堂”被上海市教育局認定為違法，被迫停辦。上海市教育局認為，“孟母堂”違反了辦學許可的有關規定、違反《義務教育法》的有關規定，違反了教育收費的有關規定，是為“三違反”。受此影響，全國的全日制讀經私塾被迫轉入地下狀態，對外只能宣傳短期性的“夏令營”、“培訓班”。
　　但希望從中國的傳統經典中尋找資源來對抗體制內的人們並沒有放棄，各大城市的周圍，形成了許多類似於梧桐山的讀經村落。這些私塾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城市近郊的村民住房作為教學場所，並且較為隱蔽，很少主動掛出牌匾。
　　徐勇註意到，這些私塾被查封了，往往很快就能恢復辦學，東山再起，或者改頭換面，或者易地重建，繼續存在，因為家長本身態度非常決絕，並不會因為私塾被查封而放棄讓孩子走讀經教育的路子。
　　然而，與體制的決裂也帶來了審慎的尷尬。
　　經歷了20年的讀經運動，能最終從童蒙階段讀到少年時代的孩子屬於少數，大部分的孩子最終被迫重新投入了體制內教育的懷抱，而完成“三十萬字”讀經學業的孩子也面臨著十字路口。在讀完私塾之後，他們所能選擇的教育道路很窄。
　　“現在的讀經的小孩都慢慢長大了，長大了怎麼辦呢？很多家長都讓自己的小孩出國了，以前接受的國學教育也就斷掉了，如果就回到應試教育參加高考，實際上他們經受的教育也無法適應現在學校的體制。”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龔鵬程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讀經教育很容易在“路口打轉，原地徘徊”。
　　龔鵬程2010年所開辦的國學院如今有意識地去招收那些經歷過讀經教育的青少年學生，“我們辦一個國學專修班。把以前有國學基礎的孩子集合起來進行國學進一步的提升，然後再結合西方的一些文明進行教育，”龔鵬程說，“不做這樣的銜接以後怎麼辦呢？這也是不同於現代教育的另外一條路子嘛，如果大家還只是在路口打轉，大家就只能在原地徘徊，就沒有路子可走了。”
　　王財貴並不對學生的文憑和就業前途進行承諾，“真要進文禮書院的家長，就不可以再問這些問題了。如果有人問我這些問題，我會簡捷地回答說：沒有文憑，沒有工作，以死了他的心。”
　　但能夠入讀“文禮書院”的學生畢竟不多，更多學生在讀經私塾完成學業後，其迷茫不比體制內的學生要少。
　　“其實對於我們這些學生來說，要應付中小學的應試教育當然很難，但要進入高等教育其實反而更簡單，許多大學現在都開了國學院，對讀經的孩子進行特招。”趙凱解釋說。
　　專訪王財貴：兒童讀經合乎人性
　　時周特約記者 郭丹 發自廣州
　　時代周報：在你的教育框架裡面，為什麼這麼強調“死讀書”？
　　王財貴：什麼叫經，經就是經典著作，是人類智慧的結晶，永垂不朽的著作，我認為經典之所以是經典，不是任何人可以規定的，是因為它蘊藏了天地之心、修齊之道、治平之方、文學之美，所以雖然歷經了數千年，仍有它的傳承價值，人類如果不讀這種書讀什麼呢？
　　我認為兒童讀經是合乎人性、合乎教育理念的，兒童滿13歲以前是記憶最好的時候，這個時候兒童的理解力不好，但是他的記憶力很好，遵循教育的時機，利用兒童良好的記憶力，而不去強求他的理解力，在這個記憶的黃金時期把經典背誦在心，將來定會開發他們的人性和智慧，奠定他們的文化教養的基礎，文化教養會化為高尚的道德品質，使其成為一個具有中華民族靈魂的有德有才的人，這將對中國文化的復興產生實際的作用。
　　時代周報：許多人認為你的讀經理論對於孩子來說太過嚴酷了，與一般的教育理念都不符合。
　　王財貴：我本身是學教育的，也在教育的學校任職教書，我有一點不太一樣的是我會去思考教育的道理和教育的學說。一般人是直接把美國的、西方的東西奉為圭臬，不曾想過西方的教育學說是不是對的，他們的教育學說有沒有問題和缺憾大家從來不想，他們只是拿來就學。我認為中國鮮有教育家，不是抄襲，就是盲從，我們一思考就知道現在流行世界的教育學說，它是有對的地方，它是有效果的地方，但是對的不一定全對，它的效果不一定是全方位的，所以我們必須通過自己的思考才能逐步地接受。
　　中國教育這100年來，語文教育一直受到詬病，側重點和價值觀總在不斷地調整，這極易導致文化的沒落和斷層，也將間接導致其他教學 的失敗。
　　時代周報：你之前說過讀經“重歸體制”是你的最高理想，依你看來大陸民間讀經教育的未來會是什麼樣呢？
　　王財貴：現在經典走進學校，在短期內好像有一些個體學校陸續開設經典教學的課程，但是我認為他們是綁小腳放大，第一他們讀經太少，第二讀經太淺，第三花樣太多，這做法也會阻礙經典良好的發展，但是聊勝於無，總比不讀好，所以我是希望政府改革教育，希望可以撥出少量的學校來做試驗，做“老實讀經”的試驗，所謂“老實”就是“讀大經”，這些“大經”不是從《三字經》讀起，要從《論語》讀起。